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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宝马娱乐平台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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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宝马娱乐平台对于这家法国得旺来纺织集团的子公司来说,以上的故事不过是长篇连载中的一节。官司虽然打赢了,可代价高昂。法国厂家商标上的“小鳄鱼”是向右看的(其中国竞争对手的鳄鱼是向左看),可这种向右看的小鳄鱼早已被非法复制了上千次,实际上可以说是好几百万次。假冒衣物的质量参差不齐,有色彩不够时尚的,有经不起第一次洗涤的,有穿一次就掉扣子的,如此等等,都在那里出现了。商标本身也是如此。更有甚者,这些假冒“鳄鱼”的生产往往是在地下进行的,付给工人的报酬更低,使它们的售价可以比“正宗货”便宜50%、80%乃至90%。这样的复制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由来已久,现在又出现在了中国,而且闹到了在上海对簿公堂的程度!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今天,法国纺织和制衣业的工业家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就像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或《现代启示录》中那样,他们需要自问,是苟延残喘还是但求速死?从2005年1月1日起,有30多年历史的世界成衣交易游戏规则——关于衬衣、T恤和斜纹布裤子贸易的《1974年多重纤维协议》被取消。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护法国的北方纺织厂、浮日内衣厂和里昂丝绸厂免受穷国的竞争了,中国的纺织业和制衣业将呼啸而来。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整个行当气息奄奄,廉价商品泛滥。其中有2/3来自中国,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今天,在这个袋鼠之国,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的海盗要盗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岗位,这个世界不应该让他们为所欲为”。文森特·福克斯,这位身着牛仔式的皮衣皮靴、身材魁梧的墨西哥总统一向口无遮拦。以前,他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代表。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变得面红耳赤,并刻意放弃了与其身份相符的外交辞令。他的国家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这只机敏的墨西哥“狐狸”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十余年前,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成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供货商之一。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供货量已经是墨西哥的两倍。更有甚者,中国正在把墨西哥的物资掏光,一点点扼杀其还很年轻的工业。为美国工作的企业抵挡不住中国的竞争,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因为中国的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的1/4到1/5。就连外国人在美墨边境线附近的马奇拉多拉斯地区开的工厂也倒闭了不少,关张和开张一样快!这真是一场大屠杀。美国波士顿坎布里奇镇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指出,在中国的压力下,2001~2003年间,马奇拉多拉斯地区的3,700家工厂中已经有500家倒闭,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了。情况还在继续,福克斯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华盛顿来制服这个“海盗”。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在让-米歇尔·特侓翁(Jean-Michel Truong)最近的一部小说《永生快车》(Eternity Express)中,那个地方显然是指中国。在这本科幻小说中,作者描写了21世纪中期,一批七八十岁的法国老人经过长途旅行迁移到设在其他地区的新居住地——永生园。对话很精彩,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他们憧憬着旅行的终点,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忧虑马上就要结束了,乐园的守护天使将日夜保卫他们的安全。还有,家务事的桎梏也要全部解放,根据约定,大量的专业人士将时刻听从他们的调遣,伺候他们的饮食,熨平他们的衣服,如此种种。忘掉那些小灾小病吧,护士和医生们将轮流守候,随叫随到。在那里,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嗜好中——打网球、画油画、玩桥牌,态度友善的咨询人员还能够协助他们提高娱乐的水平。宝马娱乐平台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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